翁荣弟：我们也预计到中国经济会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波及，但是大家都没想到会有这么厉害。不过从目前的危机情况来讲，特别是对民营企业而言，我们觉得是一次锻炼，对我们国家也是一种考验。

　　当然，从目前的金融环境来讲，我们国家也出台了很多扶持措施，比如利率调整、加大信贷力度，乃至很明确的振兴纺织工业计划，对企业来讲，这是很鼓舞人心的。不过总的来讲，这些措施要落实到位，还需要一段时间。

　　对目前经济的走势，银行也会有一个判断。因为最终要靠银行来放贷，所以银行对企业的判断、对行业的判断会起到关键作用。显然，对民营企业，目前来讲，多元化投资的、主业不清的，都会受到这一轮经济不景气的很大影响。而主业发达、品牌意识好、自主创新能力强、资源管理能力好、市场占有率高的企业，影响应该还是不大，还可能是一次机遇。

　　不过银行对整个经济走势的判断和银行的态度还是很关键。因为银行的职能是输血啊。如果银行对企业的看法不乐观，银行不支持的话，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经济观察报：你在义乌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

　　翁荣弟：义乌的企业，我看到的还是满不错的。平时我同他们也会有交流。义乌的企业基本上都是从贸易转向生产，那么他们对市场的敏感度一定很强。像我们的产品线，有时一天要改三次。义乌的一些大的企业，他们也已经有了市场的决定权和发言权。

　　另外，这些企业老板都很敬业。这也很关键。自己的工厂都是一点一滴做起来的，他当然会很呵护。这些公司前店后厂，老板白天接待客户，晚上还要看机器、看工厂、看管理情况。在敬业精神上，义乌这批企业家是不错的。

　　义乌政府的敏感度也很强。一些金融扶持措施都已经出来了。市政府领导也到杭州，跟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沟通。不管怎么样，政府都在积极推动银行和企业的关系。我们称之为，银行政府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也确实感觉到政府很急，要保GDP增长，要保税收增长。

　　经济观察报：对你而言，什么时候感觉到外部的环境在恶化？

　　翁荣弟：实际上是这样，从2003年非典开始，企业就开始难受。非典的时候整月整月不生产，但是义乌的企业还是把工人都留在工厂。我们当时的三千多名制造工人，都留在工厂。再到后来，缺水缺电。然后是水电费用上涨。再然后是员工工资上涨，原材料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下降……

　　你想想，制造业总共的利润才有多少。一直以来，企业都很难。后面又开始宏观调控。

　　2008年，我们真的像是在过冬一样。雪灾，我们的货物运不出去；汶川大地震，不用讲，大家都要尽社会责任，包括市场也受到影响；奥运应该说是好事情，但是客户的签证受到影响；一到九月份，金融危机就出来了。之前，银行利息上升也比较快。

　　应该来讲企业利润不高，应该说是很微利很微利。所以困难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长期以来我们就要考虑很多问题。当然，我们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都非常重视企业。

　　经济观察报：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一个艰难的时期？

　　翁荣弟：那当然是随后越来越艰难。从2008年9月份，银行开始收贷、惜贷。一看到浙江一些企业有问题，银行就开始收紧钱袋。

　　我们是这个看法，很多人往往是战线拉得太长、发展得太快，主业偏离了，乃至进入一些基础建设项目。这些项目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能够完成的。比如基础设施项目，从征用土地开始，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可能你这个项目还没开始，银行贷款就已经到期了。

　　经济观察报：具体呢？

　　翁荣弟：你去调查一下，很多企业是怎么死掉的。有些往往都是因为银行惜贷。好的时候拼命贷给你，不好的时候，马上就要收贷。一家银行一开始，第二家马上就跟上来。这样的话，肯定会被搞死掉。这样的例子你应该看到的比我更多。

　　所以我要说，银行以后要更多的承担社会责任，要真正为企业雪中送炭。有些银行以为，我现在这个钱，收回来就好。它没有考虑到，后面的钱收不收得回来，其他银行的钱收不收得回来。最后吃亏的还是国家。它以为自己的几百万贷款收回来就没事了，但是这个企业每年光税收就几千万。我有一次就问一个金融系统的人，我说是一千万多还是五百万多。一千万是每年可以收一千万，五百万是你自己一次性的五百万。是不是？

　　第二点，我们希望金融方面要有些创新。比如在企业债券和其他的社会融资方面。当然现在稍微好一点，小额贷款公司搞起来了，能够让一些真正需要资金的企业搞到一些资金。

　　现在来讲，我的感觉是我们地方政府对银行也束手无策。所有协调机制作用都不大。

　　经济观察报：银行与政府本就是两套系统。

　　翁荣弟：是。我不知道在体制方面应该怎样理顺。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银行应该承担社会责任。并不是说你可以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从这次金融风波以来，就看出了一些问题。

　　经济观察报：义乌公司上市的特别少。

　　翁荣弟：我们是义乌民营企业里面第一家上市的。义乌本地的公司盘子还不够大，都是轻工产品。每家公司的考虑也不同。像我们，品牌做了十几年，资本市场也筹办了十几年。我现在是小额贷款的主发起人。我们不是光看到现在的小额贷款，而是未来五年、十年的战略发展需要。

　　经济观察报：你是想做金融吗？

　　翁荣弟：应该都有这个想法。我本身现在是金华商业银行的董事。我想我们自己未来能够在金融方面有更多收获。比如有一家银行。如果我们自己搞起来，肯定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经济观察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资本的？

　　翁荣弟：我们从1998年就开始了。那时候是想IPO上市，后来选择了借壳。进入资本市场也不是全为了企业家自己，它会对企业的品牌、影响力、产品线的延伸、治理结构等产生好的影响。

　　要做好主业，还要克制

　　“这次对民营企业是最好的考验。尤其警告你不要乱投资，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投资股市的，包括追逐所谓高利润行业的，现在可能都得到了教训。”

　　经济观察报：我看浪莎的历史，发现你们一直都很克制。

　　翁荣弟：我们也做过房地产。那是2003年，不过从2004年4月开始，我们就退出了。当时国家也提出了宏观调控。我们做出的判断是，这个行业应该是高风险行业。我们后来就再没有进入。现在回顾起来，或者说2008年9月份回顾起来，我们很幸运。当然，我们去做，肯定也会用自己的资金，而不是用民间的资金。那样风险太大了。

　　经济观察报：如果像下棋一样，可以悔棋的话，你们还会这样做吗，毕竟会存在巨大的利润的诱惑。

　　翁荣弟：不要去管什么悔棋不悔棋，不存在这种选择。应该说我们一直都很明确，不管做什么外向性投资，我们的主业都不会变。品牌的建立、主业的拓展、自主创新、技术改造、引进国外人才，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很多。我们一直这样认为，一定要做稳，没有必要去做有风险的事情。

　　现在大家开始说我们精明，以前人家都说我们傻——自主品牌做得那么好，你们不做房地产；民间借贷那么厉害，你们老执着于自己的资金。

　　经济观察报：什么时候认识到品牌的重要性？

　　翁荣弟：实事求是讲，创办浪莎之前，我们的品牌意识就很强。

　　经济观察报：这种意识从哪儿来的？

　　翁荣弟：主要来自对国外品牌及其运作的考察，包括可口可乐的，包括宝洁公司。当时吴仪副总理到我们公司考察时说，从产品数量到产品质量，再到品牌运作，中国企业才有前途。中国要从创汇转变成创品牌，能够形成几百个几千个自己的世界级品牌，中国的经济增长才是可持续的。现在依靠低成本的劳动力，简单去帮人家加工，是没有前途的。

　　我们在1993年注册商标，因为当时的信息技术还没那么发达，我们跑到北京把42个大类全都注册了。然后我们又开始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从1996年、1997年就开始。说句难听点的，我的利润几乎全都投到品牌塑造上面去了。

　　经济观察报：这种品牌意识在义乌的公司里似乎是非常少的。

　　翁荣弟：这个讲一讲很容易，做起来很难。毕竟拿出去的都是现金。

　　你们媒体应该对企业的发展多做一些呼吁。只有企业发展，才能解决就业，解决了就业，社会才和谐，才稳定。而且，全球来看，企业的竞争其实就是国家的竞争。我是这个看法。

　　经济观察报：浪莎海外市场受到的冲击明显吗？

　　翁荣弟：浪莎的海外、国内市场基本是四六开。

　　海外市场我们还可以。一是多年来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产品质量和公司的稳定性，采购方也在看中国公司，它们也在看哪家公司不行了。

　　我们的出口，一是浪莎自己的品牌出口，另外是对方品牌的采购，不过我们采购方品牌相对也比较高端。这些品牌我可以跟它谈判，确实人民币升值了，确实出口退税政策改变了。我可以以正当的理由跟它谈判。所以几年下来，出口规模反而是上升的。我们对客户很坦诚，成本可以算给他们看。

　　像以前的沃尔玛事件，我们不是针对沃尔玛，我们是针对全球的采购商。首先低于成本肯定不能做；然后我们肯定要做高附加值的产品。

　　经济观察报：沃尔玛事件是不是也算一个转折点，向高附加值延伸？

　　翁荣弟：那肯定。中国五年以前都不穿尼龙袜了。你拿过来订单是尼龙的，那么低端的产品，我的工人工资、原材料成本都上涨，一算成本，肯定做不了。这不是针对沃尔玛，是针对全球采购商的。和我们自己公司的定位也有关。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待代工公司目前的困境？

　　翁容弟：很简单。纯加工，没有核心品牌，没有核心技术，包括企业是纯外贸型的。另外，对方的采购商也面临金融危机。订单不过来。乃至有些，听说订单过来了，可是制造方已经支撑不下去了，老板跑掉了。

　　经济观察报：你是否有这种焦虑——这个行业本身而言蛋糕是不大的，而且竞争很激烈。

　　翁荣弟：这不是焦虑，这是我们要怎么来面对的事情。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很大，所以净利润很微薄。这样要想再进入，需要带很多钱进来。

　　而且，我们总是讲，只有夕阳的产品，没有夕阳的行业。我们自己是越来越强了。

　　经济观察报：可是有大量的行业看上去利润是比较高的。

　　翁荣弟：爬得高，跌得重。我们做这个，做不死……哈哈。

　　经济观察报：你个人的社交圈是什么样子的？

　　翁荣弟：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社交场合。主要是工厂。然后会听听课。主要还是在企业里。也不会刻意去参加什么活动。

　　经济观察报：你们创业十四年，还碰到过什么艰难时刻？

　　翁荣弟：做企业的过程中当然会碰到一点挫折。但是很深的挫折我感觉也没有碰到过。你说现在这个金融危机算什么？这次，对民营企业是最好的考验。尤其警告你不要乱投资，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投资股市的，包括追逐所谓高利润行业的，现在可能都得到了教训。所以，自己有些东西要想清楚。不要今天去做这个，明天去做那个，危机一来，紧张得不得了。

　　敏感性的东西少讲，少碰。我们要做政府感兴趣的事情。你真的要去投资，要用自有资金去投。当然我还是认为，基础设施应该是政府去投资的，铁路、公路，这不是你投的。让我说，你连路边树苗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外界只看到企业家成功的一面，谈笑风生。但是他们内心可能是非常痛苦的。比如钢铁行业利润高，很多人想做。可是行情好的时候铁矿石价格上涨，行情不好的时候钢铁价格下跌……

　　经济观察报：你怎么看企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奶粉事件之后？

　　翁容弟：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我也有这个看法。这个吃死人的东西，他妈的怎么做出来了——三鹿好像还是国有企业。

　　政府对民营企业关心很多。其实企业家就像小孩子一样的，你稍微给他一点鼓励，他会拼死拼活做。但是过度的社会福利会养一批懒汉，这不可取，我们希望政府能够考虑。当然基本的福利要有。

　　我是经常往外面走的。一些欧洲国家，我是不看好的。生活没有激情，最后养了一批懒汉。天上会掉下馅饼来，不上班，照样有工资领，何必要上班啊？甚至上班真正可以得到的工资，还不如一个下岗工人，那你说，谁还愿意去上班啊？中国人还是要艰苦创业、勤俭持家。这是我们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