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全国最大的印染企业——绍兴“浙江江龙控股集团”轰然倒塌，董事长陶寿龙携妻逃亡。10月11日，浙江绍兴最大的民营企业，亚洲最大的PTA供应商——“浙江华联三鑫集团”停产，濒临破产。数天之内，两家绍兴当地“龙头企业”相继“挂号”，一度引发当地纺织业私营企业主们的恐慌。

　　这究竟是一个区域性、产业性的调整，是一个地区旧有发展模式和产业基础的洗牌与蝶变，还是一场全面危机的先兆？一时间，人们莫衷一是。继续前行的绍兴纺织业，面临政府角色、产业链利益调整与品牌经营的三重考验。

　　吃“激素”长大的企业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如今，这里已经是亚洲最大的纺织中心，国产布料绍兴三分天下而有其一。这个纺织基地基本上分布在绍兴市辖下的绍兴县，这里西临杭州，30分钟即到萧山机场，东接服装大市宁波。绍兴县70%的GDP来自纺织业，正是纺织业让绍兴县成为中国百强县第八名。

　　上述两家停产企业都是绍兴县的企业，11月7日，在获得浙江远东化纤集团在绍兴县滨海工业区开发有限公司注资9亿元和6亿元后，华联三鑫被重新扶起复产，告别破产危机。江龙控股则因为22.17亿元庞大负债，至今重组未果。

　　相继停产的还有金雄轻纺集团和五环氨纶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两家私营企业。绍兴县政府第一时间做出了“保”4家大企业的决定，县里领导与各家银行积极走访周边省市两级各家银行，为企业寻求应急资金。10月13日，县委县政府更召开银行行长会议，做出“三不”请求——不随意撤贷、不附加担保抵押条件、不增加企业贷款负担。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当地政府还帮江龙支付职工工资。采访期间，记者听到不少企业主对这一做法的质疑。

　　问题爆发前，两家企业都是当地政界和金融界的宠儿，它们都在短短几年内迅速扩张规模，转眼间就做成当地乃至全国之最。一位绍兴企业主风趣地对记者说：“它们是吃激素长大的。”在“做大做强”的指导思想下，政府通过土地、税收、金融等政策倾斜，为包括这两家企业在内的一些大型民企“打激素”，恨不得一夜之间将它们打造成“航母级”企业。

　　这一做法，带来两个恶劣后果。其一，一些企业管理团队智力和承载能力本不允许，但在政府和银行的支持下，迅速膨胀。结果，在本轮全球金融海啸的波及下，因为扩张过度、经营不善而陷入流动性危机的大型民营企业接连告急。其二，由于政府的财政补贴偏心大企业、外资，中小企业得不到支持，致使产业调整与提升缓慢，到头来被冲击得手忙脚乱。

　　在绍兴县永盛工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傅国庆看来，这些企业都是竹子中空，外形很大，但里面经不起考验，只要遇上资金链断掉或国内国际风云变幻，出问题是迟早的，“如果美国次贷危机不发生，其他什么一股风也会把这两家企业吹倒”。“企业不是‘做大做强’，而是做精，慢慢就可以做大了，然后再做强。”这是傅国庆的经营之道。

　　当地企业家周永利也秉持同样的理念，他执掌着一家年销售上百亿、横跨纺织、房地产、金融等领域的集团公司，起步于1986年，是绍兴县纺织业界的一名元老级“不倒翁”。10年前，周永利和一起荣获当地劳动模范称号的纺织业私营企业主们合影，如今，合影中的其他人都被淘汰了。

　　究其原因，周永利强调说：“我做得早，但是很慢，我做什么东西都很慢的。我不像人家那么快，但是我做得稳当，要做成大企业也做不大，但是要倒也倒不掉，大风大浪来了，没有关系。企业应该衡量自己，根据自己的方式来做，应变而变，不具备变的时候，千万不能变。”周永利告诉记者，利润最大化不是他办企业的目标，他追求的是将企业永远办下去，因而他选择了保守。“我的企业每年增长15%左右，很好。”周永利露出一副知足常乐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