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小岗村18位村民按下生死血印,以联产承包之名,开启中国释放积蓄30年的农村生产力的时候,无工不富的观念已经在江浙渐次滋长。

承包制终于在四川广汉,倒逼乡村上层建筑的变迁:人民公社向乡镇体制变革。由此顺势催生集体经济的几条交叉小径。

这或许可以解开一个疑窦:为何小岗至今仍以纯粹的方式,探索农村向上生长的力量,屡屡艰难。

单干多年的小岗人如今开始尝试农民合作组织。这是历史的螺旋式跃进。

由此,所谓无工不富,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其核心仍是科斯定理的追问:何以有企业产生？发展工业不过是从市场从边界上更容易滋生为降低交易费用存在的组织或者企业。其实,农村和农业中同样可以。

历史的使命,只有重溯改革的地理原点时,才看得真切。大唐镇提供了其中的解释密码。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不可能想到,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小镇成为国际袜都,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演变而来”。2004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巴博扎写道。

依靠一双普通的袜子战胜百年袜都美国佩恩堡,一举拿下了全球袜业市场35%的份额,“小小袜子对强大美国构成的威胁,你永远都猜不到究竟有多大!”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的谢伟森(DavidS.Sed-ney)留下了“耸人听闻”的话语。

一夜成名于2004年的美中纺织品贸易战期间的大唐,是谁？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它？

在市场的边界“野蛮”生长

大唐因尼姑庵名得之。

1969年,诸暨原宜东乡钟家村以每台160元的价格从上海买回16台手摇袜机,创办当地第一家集体袜厂。手摇袜机每天生产50-60双袜子,每双袜子一元钱纯利,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才挣0.40元!

“做袜子完全是为生活所迫,不做就填不饱肚子。”丹吉娅集团创始人洪冬英说。胆大的农民开始悄悄试验。没有技术,他们就去国营企业“偷取真经”;没有资源,他们就去棉纺企业拾捡线头。

到1980年,大唐农村总户数50%以上都成立了家庭袜机作坊。这是滋生于农村的企业的雏形。

在大唐庵附近的杭(州)金(华)公路边,洪冬英们经常攀着车窗叫卖尼龙袜,几毛钱一双兜售。提篮小卖很快被取缔,被迫辗转义乌。此举促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育,也使得大唐无意中为全球袜业巨头贴牌加工。

20世纪70年代,全球袜子生产基地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和台湾地区。日韩客户开始下单长三角的上海、嘉兴等地。诸暨针织、绢纺产业发达,顺利承接了这一轮轻纺业外溢效应。

“晚上躲在被窝里数钱,真是心惊肉跳!”浙江永新集团老板金银焕说,1984年前后国家取消对化纤原料的计划限制,他怀揣1000元高利贷前往海宁购买涤纶丝,货发到大唐净赚3000元。其后袜贩子们又在公路聚集成一个原料市场。

1988年10月18日,“大唐镇人民政府”挂牌。为了做大袜子产业和加快城镇建设,镇政府决定在杭金公路边征地15亩兴建简易市场。

随即浙江省政府将税务、银行、工商、土管等职能机构的触角延伸到乡镇的试点放在大唐。这个人均收入不足800元的东部乡土小镇,另一份家底是:948台袜机,150台加捻机,18个袜摊,15家袜机配件摊。

1988年11月,大唐召开一个规模盛大的“办厂能人表彰大会”,并树立了“要发财,大唐来”的巨幅广告牌。

偷偷摸摸洗脚上田的金银焕洪冬英们,在市场的边界处,偷偷酝酿的新经济组织,遂成了政府部门的座上宾。

“市场”化制度变迁拼图

市场有多大,企业就有多大。在计划过渡时代,这还远未纳入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

1988年12月,这样一笔账被清算:以“岳阳丝”为例,出厂价为22元/公斤,经过中间商就达33元;又如袜子的白坯价每双1.17元至1.25元,而中间商的批发销售价2.00元/双”。

“小型针织厂、织袜户分布零星,没有形成集团力量,各环节受中间商的盘剥较大。”诸暨官方的报刊率先“发难”。

官方文章倡议,要把星罗棋布的家庭袜厂组织起来,成立织袜集团或股份制企业,用统一的商标和质量管理规范行业发展。

大唐镇首任镇长章水土对本报说,当时大唐人只顾织袜子,很少关心定价和销售,完全被外地经销商牵着鼻子走,销售渠道不疏通,只能获取菲薄的劳动力价格,为人作嫁的命运就难以改变。

1990年,大唐镇政府与诸暨市工商局合资600万元,兴建占地35.28亩的轻纺市场。

1991年9月,诸暨市设立大唐开发区,以市政府公布的1991年承包指标为基数,年递增率为10%,超收部分的60%返还镇财政;还出台了减征或免征产品税、增值税和所得税等优惠政策。

一个月后,大唐轻纺市场开业典礼,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带来了订单。

至2000年底,大唐镇袜厂已达7320家,从业人员3.6万人,年产袜子60多亿双,产量已占全国的65%,全球的1/3强。

在这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内部,有大约1000家纺织原材料加工厂,400家纱线经销厂,300家缝头厂,100家定型厂,300家包装厂与100家托运服务公司。

市场＋企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民间力量的完美拼图,亦是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制度路径之一。

袜子战争:中国道路的全球价值链博弈

大唐作为中国东部乡村的地理坐标,演绎了中国道路的全球价值。但这看起来虽然生生不息但却是脆弱价值链。

2004年5月初,美国海关扣押了包括中国在内的22个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袜子,他们怀疑各国进口商伪报进口袜子成分以逃避美国配额限制。

6月28日,美国4家行业协会向美国纺织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申请,声称中国生产的袜子对美国形成“市场扰乱”并“构成威胁”。三个月后,美国对中国袜子实行配额管理。

“美国大力倡导自由贸易下,最大的违规者还是自己”。2005年初夏,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皮翠拉•瑞沃莉(Pietra Rivoli)在专著《一件T恤衫的全球之旅》中写到,自由贸易坚定的支持者们实际上经常从对贸易的限制中获益;宣称是全球化的“受害者”通常则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

2005年11月,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关于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的谅解备忘录》。2006-2008年美国将对332、432、632部分设限,加入中筒袜和婴儿袜,只剩余化纤连裤袜,涉及美国4个类别、15个10位税号,涉及中国13个10位税号。

大唐随即受到冲击。在2005年12月公布的输美21类纺织品配额第一次招标中,诸暨企业只有11家中标,中标数量仅占全国可招标数的6.1%。这点可怜的配额数,如何能完成占全球总消费量35%、占美国消费量25%-30%的外贸实绩？

很快,在大唐周边合溪口等行政村里,出现了众多袜子作坊关门倒灶、低价转让袜机的“萧条”景象。

2006年3月,大唐镇政府决定紧急“救市”:高价回租空置营业房,低价租给袜机经营户,“亏本”聚人气

公平贸易的下一个30年

2007年初,大唐人方决定产业升级。

耗资2988万元建立了科创中心,30多家大唐袜企相继建立科研中心,与国内百余家高校、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每年开发550多种袜业新产品。仅2006年度,大唐镇就投入技改资金15亿元以上项目4个。

“我们这里平均每天有500多客户上门,设计款式1000多个。”大唐袜业研究所负责人顾伯生说。

在大唐人忙着产业升级的时候,美国袜业之都佩恩堡的人们也面临着内忧外患。

2007年4月,美国廉价服装制造商Gildan Activewear Inc.宣称,将把大部分在北美的生产转移到加勒比地区。

Gildan是在纽约证交所上市的跨国针织企业,占有美国T恤、羊毛衫及袜子市场近50%的份额,年销售额5亿美元。

到2008年2月19日,以美国全国纺织团体委员会(NCTO)为首的14国15个纺织团体联名致函众议院,要求延长对中国的贸易制裁,“美国对中国纺织品配额限制还有不到一年就要到期,美国的纺织产业已经面临很大困难”。

大唐人们满腹疑虑。自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我们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市场时,我们是否会距离全球市场越来越远？

在日益扁平的全球化时代,是否存在真正具有普适价值的公平贸易准则？

这是目前还没有答案的大唐人追问,但回到大唐,这个依靠市场创新、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的东部乡村小镇,已经回答了过去30年的问题,他们将如何回答下一个30年的跃进,这也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