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半年经济将出现一定程度回落，在政策选择上，重点应采取结构调整而不是总量手段来“保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应适度放松；另一方面，宏观政策需要做到“松紧有度”的适当调整，以应对经济基本面变化。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特别是今年经济形势最为复杂，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适时调整，这是目前市场最关心的焦点问题之一。笔者以为，我们应当摒弃不是“紧缩”就是“放松”的单边思维，在保持政策基调不变前提下，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做到 “松紧有度”的适度调整，以适应经济基本面变化。
　　今天的中国经济与2007年时经济形势之间存在不少相似之处，或许能给予我们不少启示。其一，通胀有所抬头。2007年时通胀水平较高，但房价增幅相对较小。尽管目前通胀仍属温和水平，但房价涨幅却超过2007年。其二，经济增速都出现放缓。从工业增加值分析看，当时经济增长在2007年第二、三季度已见顶，中国股市则在2007年10月见顶后急速回落。与此相比，当前工业增加值增速已出现放缓，股市也出现了大幅回调。其三，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选择上，都采用了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限制贷款总量及抑制房价等相对紧缩的政策措施。
　　在2007年前10年中，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增长、低通胀”局面，防止经济过热是当时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2007年以后，中国经济遭遇了如何平衡实现增长与抑制通胀的两难选择，抑制通胀第一次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由此，实施10年之久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被调整为“从紧的货币政策”，希望达到“一石二鸟”的政策效果，即既防止经济过热，又能抑制通胀。
　　然而，当时宏观调控却遭遇了外部经济环境的突变影响，收缩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时滞效果在2008年第二、第三季度才开始显现，经济增速出现了非正常回落，经济增长也从单季度的10%以上跌落到7%水平以下。由此，中国经济面临了双重紧缩压力。
　　当中国经济处于“高增长、高通胀”周期时，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较为明显。但当经济进入增速放缓周期时，宏观调控的反周期效果未必能充分体现出来。这从2008年的宏观调控中可窥一斑。
　　尽管2008年上半年中国的GDP仍维持10%-12%的增长水平，但GDP增速已呈现向下回落趋势，如GDP增长从2007年二季度的15%跌落到2008年一季度和二季度的11.3%和10.7%。当时，尽管CPI和PPI仍在高位，但2008年一季度也开始回落，这标志着经济增长已见顶回落，或言一个长经济增长周期已近尾声。所以，此时采取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果自然不会太明显。
　　据此分析，面对2010年下半年增长将放缓的中国经济，我们也不能简单地采取反周期的宏观调控手段，以期达到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预期调整目标。
　　因为，当前中国经济不仅面临实际增长的下行压力，还面临如下多重压力：其一，内外经济失衡，以及涉及物价、汇率、投资、经济增长等多个调控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其二，2007年以来，投资结构与消费结构不能相互适应，大大缩短了通胀与紧缩周期，使得宏观调控陷入“松紧两难”的困境。其三，央行不仅要调节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还要为启动内需提供宽松的金融环境，从而导致流动性出现了总量宽松与结构趋紧矛盾。其四，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突出，就业质量及引发的社会风险和贸易风险逐渐显性化。其五，房地产调控的“量跌价不跌”的格局与“价跌量不跌”的市场期望还存在相当距离。
　　由此可见，在下半年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重点将不是采取简单的总量调控手段，更适宜于采取结构调整方式来“保增长”。一方面，货币政策应比上半年适度放松；另一方面，需要以部分宏观政策的主动换挡来对应经济基本面的一些变化。例如，针对结构失衡及节能环保，近期我国加大了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环境整治力度，并收紧了部分微观领域内的调控。还有，针对产业结构升级，我们要提倡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因为战略新兴产业承担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重任，区域经济发展则承担了中国经济区域结构升级担子，以及收入分配承担了中国经济中财富重新分配，这三者共同撑起了中国经济结构及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的三条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