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参与者“还想接着织”

 

就在不久前，天美艺术街区向市民开启了一项“共织计划”，邀请市民前来现场，在艺术家的指导下，用毛线、棉麻、丝绒等这些蕴含天津百年纺织荣光的纤维，来编织一件独一无二的“温暖外衣”。以一条围巾为单元，鼓励市民将个人对天津的记忆和新年的祝福一同织进围巾。

 

面对复杂的编织技艺，组织方与艺术家预先对复杂编织技艺做了一定的“减法”与“标准化”。例如，剔除了复杂针法，仅留平针、上下针等5种基础技法。此过程正是对传统技艺的“现代性封装”，保留核心情感（手作温度），用模块化、可视化手段让非专业者短时间上手，既保整体协调，又让“老手艺”以新面貌走进当代生活。

 

在此次“共织”活动中，参与者涵盖了老中青三代，还有很多年幼的小朋友。年轻人占据现场参与者的六成，成为主力军。参与者中既有新手，也有很多曾经的“巧手”在这里重拾技艺。另外，现场参与者中也不乏男士。大家纷纷表示，希望主办方再次开展这个活动，虽然也可以把编织工具和毛线拿回家，织好围巾后再寄过来，但很多人还是更喜欢来现场编织，安静地坐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织。

 

如今参与编织活动，与过去女性从事女红的动机有本质不同，所以也会令人感受到无比的快乐。赵女士表示，“我来参与‘共织’活动主要就是图个‘热闹又有意义’！平时忙得团团转，来这儿能放下手机，跟街坊邻居一块儿织毛线，手指动起来心里特踏实，还解压；大家边织边聊天，聊着谁家孩子高考、哪儿又新开了早点铺，这可比在家刷短视频强多了，社交需求也满足了。最主要是觉得‘给建筑织围巾’这事儿挺新鲜，咱普通老百姓也能给城市添光彩，公共价值这块儿特有成就感。跟老辈人做女红不一样，那会儿是‘必须做的活儿’，织毛衣、纳鞋底为了家里用，现在咱是‘想做才做’，图个和大家伙儿一起干件漂亮事儿，目的是开心，动机从‘责任’变成‘乐意’了。”

 

这次编织活动不但唤起了很多人脑海中美好的记忆，也带来新的认知。“我妈总念叨过去在劝业场看呢绒柜台，柜台里毛线软乎乎的，她想买团‘抵羊牌’毛线给家里人织件厚毛衣，就省吃俭用攒钱。在这次‘共织’活动中，我听旁边大爷讲述他当年在棉纺厂看机器‘嗡嗡’转的事儿，突然就想起我妈说的那些片段，仿佛看到老天津的影子。这次我也改变了自己的认知，原来老辈人的女红不是‘老古董’，咱现在用新花样织，照样能让它‘活’过来，而且不是一个人闷头织，是一群人热热闹闹织，这感觉比自己在家织围巾带劲儿多了！”年轻的杨女士说。

 

活动结束后，编织对很多人而言，并非是一项“一次性”的艺术体验。对此，王女士深有感触，“肯定还想接着织！这次织完后手‘痒痒’，回家翻出旧毛线想给孙子织个小帽子，发现也没那么难。但宣传女红光靠这种大活动不够，还得有‘后劲儿’。比如街区能否开个‘编织小工坊’，每周固定时间有老师教点新针法，材料别太贵，大家能凑钱买；再弄个‘材料共享角’，谁家有旧毛线、剩布料拿来换着用；最好还能和设计师搭个桥，教咱把织的东西做成杯垫、小挂件，别光挂着看，能用上才愿意一直织。这样女红才能真‘落户’到咱日常生活中，而不是‘一次性新鲜’了。”

 

女红突破小圈层进入公共场域

 

此次共织计划以“一条围巾”为基本单元，发布“一人一条温暖牌围巾”的编织任务，参与者制作的围巾尺寸、形状、工艺不受限制，色彩以暖色系（红、黄、橙）作为主色调。

 

夏昕作为此次“共织”活动的指导艺术家，在活动策划和执行中，将传统编织技艺转化为适合大众参与的公共艺术语言，“我们将抽象的艺术共创以任务发布的形式具体化地表达给大众，告诉大家我们打算做怎样一件事情，具体需要如何参与。”

 

艺术家在此次公共艺术活动中，承担创意引导者与协作组织者的角色，既负责整体艺术风格的把控与基础创作框架的搭建，也通过低门槛的工作坊、现场教学等形式，邀请城市各社区的公众共同参与纤维包裹的创作过程。公众可根据自身创意，将个人的审美表达、生活记忆融入作品之中，最终形成“艺术家主导+公众共创”的集体创作。

 

夏昕在活动设计中融入了现代审美和地方元素，“我们需要针对不同的地方文化属性进行在地性的活动设计，具有在地特色才能避免作品的趋同化。此次活动的艺术灵感来源于天津特色的红砖建筑，五大道的海棠花开之时，藤蔓和海棠将整个建筑环绕包裹。邀请市民的共同参与，是因为天津自带的‘纺织DNA’，深度呼应悠久的纺织历史底蕴。包括天津本地‘盘头大姨’们的参与，是非常具有在地特色的。”

 

传统女红常被视为私密的、家庭的、功能性的技艺，本次活动打破了人们的固有印象，将传统女红“公共化”“艺术化”。活动为女红摘掉“私密家庭”标签，先去性别化叙事，强调编织是人类共同手艺遗产；再以“为建筑织围巾”突破尺度，从服饰到城市级空间，让微观技艺有了纪念碑性；最后转功能，围巾不再是保暖物，而是承载集体情感的“街区皮肤”。这一创意让传统女红从“妈妈的活计”变成“城市建筑的披肩”，在宏大受体中找到新生命，也让参与者从“制作者”升维为“城市共建者”。

 

在此次活动的现场指导过程中，夏昕观察到参与者对编织的态度也在不断变化中，“我们的‘共织’活动分三个阶段，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持续进行。随着时间的变化，参与者的态度也是在不断变化着的。从开始的好奇、新鲜、疑问，到沉浸式地参与，到开始询问接下来的活动安排，直到活动即将结束时的不舍，我们可以真实感受到大家对于编织、手工艺的情感在不断变化着。”

 

现场的很多参与者都给夏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个小男孩，在我们第一次举办线下活动的时候，他是没有接触过钩针编织的，他妈妈手把手教他。男孩从一开始的动作模仿，到逐渐掌握编织技巧，他和妈妈坐在那里织了一个下午，第二天也来织了一个下午。第二次、第三次线下活动的时候，他们又来了，就坐在角落里沉浸式地编织。还有奶奶带着孙子、孙女过来的，也是手把手教小朋友怎么编织，这不仅仅是将编织这项技能传授给小朋友，也是通过指间，将温暖的情感传递给了下一辈。”

 

夏昕的专业研究方向包括“传统织绣工艺与创新设计研究” “传统文化与非遗技艺活化研究”“民艺与社会创新研究”，对于女红这一传统性手工技艺应如何找到现代落脚点，夏昕谈了自己的观点：“现在有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编织，这种‘家庭’手工艺正在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进入公共领域，挑战着人们的刻板印象。如果说围绕家庭的编织是传统的，这门手工艺正在突破小众圈层，进入到城市公共场域，成为一种更具感染力的文化符号。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对于情感的联结、人文关怀的诉求日益强烈，在众多艺术表现形式中，纤维艺术因其材料天然具有的柔软触感、可参与性强以及可持续利用等特性，为公众带来温暖的情感体验。这种创作形式为都市人营造有‘故事感’的空间，它与人们对温度和情感的渴望是相契合的。”

 

编织成为激活城市记忆的媒介

 

“这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更是一场关于公共性、共创力与在地记忆的城市对话。”天美艺术街区工作人员吴越说。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天美艺术街区选择编织这项传统女红技艺作为公共艺术载体呢？

 

“天津曾是‘北方纺织业中心’，这座城市有着纺织文化基因，三条石工业带的集体记忆、老字号品牌‘抵羊’毛线的名扬海内外，都为此次‘共织’活动创意提供了情感依托和文化底蕴。此外，编织还具备协作属性，非常适合陌生人共同完成大型创作，契合公共艺术的参与本质。编织以经纬交织的隐喻，象征多元群体与城市肌理的联结，柔软纤维与坚硬建筑的碰撞，暗含城市更新中的刚柔并济。”吴越说。

 

而此次活动的初衷，也是用手作的温度对抗电子产品带来的疏离，让市民在共同编织中重建人与天美艺术街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结，让“编织”成为激活城市记忆的媒介。

 

天美艺术街区的“共织计划”一经公布，报名人数远远超出了预期。在“共织计划”第一阶段，现场就突破了500人。许多年轻父母带着孩子来复刻童年“妈妈牌毛衣”的针法，这种对手工编制的代际传承成为活动的意外之喜。

 

活动现场为编织者提供毛线、编织工具和教学指导，即便是零基础的“编织小白”，在10分钟内也能通过现场教学上手编织。参与者在织片上标注姓名，形成“可穿戴的城市记忆”。更关键的是“在地情怀”被唤醒，老厂房的线材、海河波纹纹样等设计，让编织从技艺升华为情感共鸣。

 

“在组织活动过程中，为了平衡艺术性、普及性与公共参与性，我们采用分层策略：专业层邀请纤维艺术家设计主视觉纹样，把控色彩与结构；大众层开发‘模块化织片库’，提供多种基础单元（如波浪纹、齿轮纹）供自由组合；儿童层设简易手钩来降低难度。这样，既保整体艺术调性，又让非专业者能充分表达个性。我们很高兴创造了这样一个场域，通过手工编织的方式，把不同年龄的人聚集在了一起，传递属于手工艺的温暖。”吴越说。

 

将近千人共同编织的成果悬挂于建筑物上，成为“建筑披肩”，这一设计有何象征意义？

 

吴越认为，“建筑披肩”的设计在物理、精神与时间等不同维度皆有深意：物理上用柔性纤维包裹刚性建筑，隐喻城市更新的“温柔变革”；精神上以围巾和披肩的保暖属性，象征艺术为城市注入人文关怀；时间上借临时性装置暗示城市更新需兼顾历史保护与当代创新，如同围巾披肩应随季节更替而变换，让老建筑在新语境中“呼吸”，也让市民直观感受“刚柔并济”的城市生长力。

 

“共织”活动对城市文化生态、公众凝聚力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短期内带动了天美艺术街区周边的商业繁荣，在网络社交媒体的话题曝光破百万次，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和参与。

 

“在‘共织计划’中我们还与育婴里小学进行合作，校地合作的成果也非常显著。小朋友们用画笔描绘的树衣被实实在在地编织出来，套在树上。未来天美艺术街区还会持续推出类似跨界项目，打造不同的文化IP，让共创活动从单次事件变为持续的城市文化实践。”吴越介绍。

 

公共艺术唤醒城市文化遗产

 

在此次“共织”活动中，“天津纺织DNA（基因）”这个词被多次提到，吴越介绍：“在历史上，天津是中国北方近代纺织工业的摇篮，19世纪末的洋务运动时期，诞生了天津第一家机器织布厂等多家早期纺织企业，奠定了北方纺织工业的基础，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纺织业曾占全市GDP的23%；在生活中，海河畔纱厂女工宿舍、劝业场呢绒柜台都是几代天津人记忆中的日常图景；在精神上，纺织所需的耐心与精密，恰似天津人的务实品格。我们希望通过编织来唤醒这种‘看不见的遗产’，让年轻人亲手触摸祖辈手掌的温度，明白‘纺织’不只是产业，更是城市血脉里的基因。”

 

在“共织”活动中，“红砖老墙”与“柔软纤维”这两种不同质感的城市肌理形成对话，策划团队的灵感来自建筑史与街区的更新实践，将建筑改造成文化容器，让两种肌理在碰撞中诉说“老建筑的新故事”，让历史感与当代感在纤维缠绕中自然交融。

 

“建筑披肩”作为一种临时性公共艺术，其临时性反而是强化的记忆点。“拆除后，我们计划将织片分解，再分给大家返还到各自的生活中永久保存或使用，拆除过程本身也成为公众参与的艺术行为。它证明公共艺术的价值不在‘永恒’，而在‘共同创造’的瞬间，让大家真切感到自己是街区的一部分。”吴越说。

 

此次活动引入“天津纺织DNA”这一概念，也为古老的编织技艺注入了地方性的“灵魂”。吴越介绍：“我们通过‘共织计划’，以‘海棠花的编织与海河波浪的纹理’，让技艺有了‘天津心跳’；让传统女红摆脱‘怀旧工艺品’标签，与城市工业记忆、集体身份认同进行强关联，我们让女红升级为‘城市身份识别码’。我们尽可能地将大家的作品，全部拼合上墙，让参与者都能够在建筑上得到‘回应’。这也是形成文化认同的关键，从而让‘编织’真正成为天津的‘文化基因’。”